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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外非学历培训机构频发猥亵儿童案


  校外非学历培训机构成猥亵儿童案件“重灾区”检察机关建议:厘清谁是主管部门负起监管责任
  本想让孩子通过校外艺术培训多学一点儿东西,结果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——江苏苏州的陈女士怎么也没想到,女儿诺诺(化名)在培训学校里竟遭老师长期猥亵。
  纵观苏州市检察机关近年来办理的性侵害案件,发生在校外非学历培训机构(包括非学科培训机构和私人补习班)的猥亵儿童案件不在少数:2019年至今共办理13起,涉及24名未成年受害者。为此,检察机关建议,除了开展自护教育、法治教育、亲职教育、强制报告外,还要尽快厘清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主管部门,切实担负起监管责任,规范此类机构健康发展。
    校外培训遭性侵害受害人呈现低龄化
  两年前,刚上幼儿园中班的诺诺来到一家棋类培训机构学习围棋。“上了没多久,老师就让她当小班长,孩子很开心,回家后还不停翻看老师奖励的小卡片。”陈女士回忆道,但没想到孩子希望得到老师认可的心理会被心术不正的孙老师利用,他多次利用上课机会对诺诺实施猥亵。随后,陈女士选择了报警。
  “得知该案后,我们曾三次提前介入,但效果都不是很理想。”据苏州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朱晓丹介绍,该案发生在近两年前,所有的客观证据已经灭失,仅有被害人的陈述,证据显得单薄。后以最高检相关典型案例为指引,检察官多次与公安机关会商如何以被害人陈述为核心,构建证据体系,通过收集客观性证据和电子信息提取,不断完善证据链。
  今年4月23日,公安机关以涉嫌猥亵儿童罪对孙某立案侦查,并对其采取强制措施,检察机关对该围棋培训主管部门发出风险提示函,暂停孙某教学工作。目前,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。
  孩子被侵害,受伤的是整个家庭。尤其是面对孩子“老师是不是坏人”的追问时,陈女士满心自责,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。为此,检察官与心理咨询师团队多次对其进行疏导。通过多次心理疏导,陈女士已渐渐走出阴霾,如今她开始思考,如何教育女儿在未来的日子里学会自护。
  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相关规定,校外培训机构的性质属于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,根据培训内容可以分为学科类培训(语文、数学、英语等)和非学科类培训(艺术、体育、科技、研学等)。
  《法治日报》记者了解到,苏州市检察机关办理的13起猥亵儿童案件,8起发生在“一对一”培训期间,占比61.5%。
  一位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负责人介绍,学科类培训大多是集体课,孩子们在一起学习、听课,但对于艺术类的培训,家长们为了追求学习效果,热衷于“一对一”培训。“一对一”培训形式确实有其优势,但在私密且封闭的空间里,小孩也更容易遭遇性侵害。
  “有些‘一对一’培训的小房间里,既无摄像头也不允许家长陪同,这种封闭的环境给实施性侵害提供了空间便利。”朱晓丹说。
  在24名未成年受害人中,5名是男孩,19名是女孩;年龄在5岁至10岁的16人,10岁至15岁的8人。“我们经调查发现,10岁以下的学生接受非学科类培训较多,这些被猥亵的受害人呈现低龄化,有的甚至是学龄前儿童。”朱晓丹说。
  朱晓丹坦言,此类案件办理存在发现难、取证难、指控难、修复难等问题。嫌疑人实施猥亵行为持续时间久、作案次数多,有的甚至是一两年后才被发现。有的受害人因为年龄小不懂怎么说,有的因为受到威胁不敢说,致使嫌疑人有恃无恐、屡屡得手。性侵害案件隐蔽性强,从第一次作案至案发,往往时隔数月甚至数年,DNA、监控录像等客观性证据容易灭失,指控难度增加。追诉效果不理想,给家庭和孩子造成的身心创伤也难以修复。
    培训机构野蛮生长监管空白不可忽视
  早在2018年,教育部、民政部等四部门曾联合发文,针对校外培训机构开展专项整治。为此,朱晓丹专门走访教育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后发现,当时主要目的是给孩子们减负,并没有涉及这类机构的管理问题。在这次专项整治中,高新区经过摸排确定当年的培训机构总数为378家,其中非学科类机构约250家。截至今年10月底,非学科类机构数已增至400多家。
  需求大、门槛低、利润高,导致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快速增长。据相关教育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,有的KTV老板都来搞培训,在这个“人人都敢开培训班的年代”,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在繁华商圈、黄金地段办得热火朝天。
  据介绍,学科类培训机构及其授课老师要纳入国家统一的平台进行监管,而非学科类培训机构无需教育部门审批,但培训场地房屋质量及消防安全等,需要受到教育部门监督。
  2018年,国务院曾出台《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》,提出“谁审批谁监管、谁主管谁监管”的原则。之后,多个省份的行政部门发文称,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可直接向企业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。
  “从江苏的实际情况来看,艺术、体育、科技等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设立,是不需要教育部门审批的,只需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企业法人登记。”朱晓丹说,因此,该类培训机构从业者的学历、资质、违法犯罪情况等无法被实质审查,导致从业人员鱼龙混杂、素质参差不齐。
  “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,我们不仅仅要做到不缺席,更重要的是要推动全社会形成共识,明确各领域主管,形成保护合力。”朱晓丹说,除对此类犯罪保持“零容忍”的高压态势外,检察机关还应积极开展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探索,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,督促学校、培训机构完善校园性侵安全防范机制;通过开展亲职教育和强制报告制度,让更多家长重视孩子的性教育,让苗头性问题及时发现、及时报告、及时制止。
  同时,朱晓丹建议,尽快明晰标准制定规范,明确此类机构的监管“责任人”,将其统一纳入到民办非学历教育的监管平台中,加大对擅自办学、无证经营、非法经营、师资师德的查处力度,畅通举报渠道。
  在采访中,有的家长还建议,要全面摸排非学科类培训机构,并要求培训场所监控全覆盖,特别是“一对一”培训场所,以便家长及时、全面地掌握培训情况。
  “我们应该重视师德教育和考察,提高入职审查门槛,将师德评价纳入到机构年审中,实行一票否决制。”朱晓丹建议,建立国家层面的“性侵违法犯罪记录查询系统”和禁业“黑名单”清单,使师德评价机制建设落到实处。(本报记者罗莎莎本报通讯员檀杉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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